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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消費貸該如何存在?

發布時間:2020-09-16 18:07:09 已有: 人閱讀

  近期,央行緊急摸底線上聯合消費貸的消息引發各界議論,有業內人士表示,央行通過摸底了解銀行線上消費的基本情況后,下一步可能根據摸底情況,有進一步的資金流向等方面的監測和監管措施。此次摸底調查目的為何?監管要如何嚴守風控底線?

  7月17日,銀保監會發布《商業銀行互聯網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明確了聯合基本監管規則,比如銀行針對與合作機構共同出資發放的限額及出資比例、合作機構集中度、不良率等設定風控指標等。按《辦法》要求,在出臺后的一個月里,銀行需將開展互聯網的業務情況、風控措施以及整改報告等向監管機構提交書面報告。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對《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稱,這意味著互聯網聯合得到了監管機構的認可,是完善互聯網監管制度的重要舉措,有利于補齊制度短板、防范金融風險。

  在此背景下,7月27日,多家銀行收到了來自央行的《關于開展線上聯合消費調查的緊急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稱,為掌握金融機構個人消費業務創新情況,決定開展線上聯合消費調查,銀行需填寫月末線上聯合消費余額、當月發放全部個人消費(不含個人信用卡透支)加權平均利率、當月發放線上聯合消費加權平均利率,以及月末線上聯合消費余額不良率、月末全部個人消費余額(含個人信用卡透支)不良率等數據。

  此次央行對聯合進行摸底調查,王擎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全面了解聯合的規模、利率和不良等情況,為下一步出臺具體的實施細則、實施統一監管做好準備;二是在消費不良率普遍增加的背景下,有必要及時掌握聯合的整體風險狀況,從而規避相關風險。

  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教授陶士貴也對《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稱,此舉是為了完善央行的統計口徑。“此次調研的線上聯合不在央行傳統的統計口徑中,而對央行而言,完整的統計信息對央行的監管至關重要。”

  此外,消費貸是信用類的,本身風險相對比較高,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除了不良率外,在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來,也不排除會有一些資金流到或房市。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主任呂隨啟也對《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表示,“房住不炒”的提出和落實使得房市逐漸失去了投資價值,而債市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因此,一部分資金可能會變相地流到中去,這樣不利于刺激消費,也可能影響的正常波動。

  至于《通知》中將螞蟻花唄和螞蟻借唄的合作情況進行單獨區分,王擎表示:“主要是因為這兩家公司市場額份占比較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時也有助于了解市場的集中度風險。”據了解,螞蟻借唄和螞蟻花唄的規模據市場估算在1.3萬億元到2萬億元之間,在線上聯合消費中占據較大的比重。

  “主要是針對線上的消費金融,通過花唄和借唄來征集信息。”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濤告訴《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花唄代表一種短期的分期付款形式,借唄代表一種短期的消費、信用形式,比較有代表性的產品能夠很好地展現整個行業的情況。

  陶士貴稱,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央行對互聯網金融監管的慎重,同時,可能也為央行后續的監管政策完善提供數據信息支撐。

  在疫情的沖擊下,特別是我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僅1000元的大背景下,這些人的收入、生活都受到了很嚴重的沖擊和影響,我們過去可能更多地掌握了傳統金融機構的一些不良的狀況,從今年一季度商業銀行的統計數據來看,不良的上升趨勢是比較明顯的,特別是針對消費領域或消費金融領域也是比較突出的。“在這種情況下,央行、監管部門來調集一下線上的消費的情況也是理所當然的。”尹振濤如是說。

  按照央行此次調研通知的定義,線上聯合消費是指金融機構經由互聯網獲取合作機構推送的客戶信息,并與其他機構采用同一協議,按約定比例向同一借款人發放的個人消費。其中,科技公司主要擔負著獲客和初輪篩選職能,主要由銀行主要出資發放,出資比例最高曾達99:1,即銀行出資99%,科技公司出資1%。利潤分配方面,科技公司通過管理費方式向銀行收取一定比例的收益。

  在這種模式下,王擎表示,銀行線個潛在的風險點,一是科技公司的杠桿率較高,資本、風險管理水平與銀行相比相對較弱,本身不具有較強的風險承擔能力和損失吸收能力。因此,無論合約中是否有增信或兜底條款,最終的風險主要將由銀行來承擔。

  二是銀行的獲客途徑為科技公司,雖然承擔著主要出資人的角色,但事實上并未掌握詳細的客戶信息,過度依賴于科技公司的客戶增長和風控能力。一旦科技公司風控出現問題,譬如為做大規模而采用過于激進獲客策略或實施數據操控,將直接影響到銀行質量。

  三是一般情況下聯合的利率比較高,有些年化利率甚至高達20%-30%,相應的業務風險也比較高。

  四是資金用途監控困難。銀行業金融機構對互聯網的資金流向和用途的監控始終是“老大難”問題,缺乏豐富有效的追蹤手段。

  此外,陶士貴認為,目前銀行線上消費貸除了與傳統一樣面臨信用風險外,還面臨著獨特的風險,表現在法律風險和金融消費者權益難以得到保護的風險,“如銀行內部保存著大量的客戶敏感信息,像身份證號、面部肖像、指紋等,一旦泄露被用作非法用途,法律后果十分嚴重。另外,客戶的金融、支付、消費記錄等信息均具有商業價值,若銀行內控存在疏漏,不能對信息的流轉進行有效監管和控制,就可能發生內部員工泄露客戶信息的事,包括網絡安全技術風險等”。同時,在線上聯合中,必定會出現“雙債權人”風險問題,這也需要通過實施細則來解決。

  “現階段,城商行、農商行等中小型銀行合作的比例或趨向更高。”尹振濤表示,大銀行可能有更多的途徑、渠道和抗擊風險的能力,以及更多的資金優勢,其本身也具備一定的科技水平。而中小銀行在聯合或助貸模式下的確容易存在例如中小銀行在風險管控方面完全依賴于科技公司;可能出現跨業務經營或者跨區域經營。“很多農商行要求增加涉農業務,農商行、城商行要求區域內經營,而通過聯合和助貸就突破了這種限制,這方面需要我們高度關注。”

  央行最主要的職責并不是管理互聯網,也不是管理螞蟻金服的花唄和借唄,尹振濤告訴記者,央行最主要的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而此次摸排還是為了維護在疫情沖擊影響之下的金融穩定,在合規、規?煽、風險可控的情況下發展聯合和助貸這個行業。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將聯合納入監管體系并促進其穩健發展是必然趨勢,至于短期內對線上聯合的相關政策是收緊還是放松,還要視業務整體風險狀況而定。”王擎認為,這也是央行此次調研的初衷。

  陶士貴則表示,央行會根據調研的情況,進一步完善聯合政策,會有保有收,即做得好的,繼續支持并保留,同時,對存在的問題或監管漏洞會進一步完善,如將線上聯合納入央行統計范疇;將“螞蟻借唄”“螞蟻花唄”等逐步納入央行的征信體系;解決“雙債權人”風險問題等。

  呂隨啟表示,從大的角度來講,首先還是應該強調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最終目的是規范它,能夠刺激消費,而不是限制住它的發展。“現在一方面要強調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但另一方面,我們面臨的內外風險正在加大。對于金融業和金融市場來講,如何既能履行好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任務,同時又能控制風險,真正在‘六穩’過程當中發揮更好的作用,這二者之間的平衡尤為重要。只強調一方肯定是不行的,要控制風險,規范的力度就應該再加大,如果為了刺激經濟,不進行規范,有可能在大形勢不好的時候,資金會無序流動,擾亂市場,從而偏離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根本目的。”

  從宏觀環境來看,目前疫情逐步緩解、經濟逐步復蘇,接下來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和國內大循環,都離不開個人消費的擴容提質。因此,王擎表示,從大的方向來看,聯合業務仍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央行的政策重點是加強監管、避免系統性風險,這一政策引導有助于促進市場更加理性地對待聯合的業務發展,避免盲目擴張帶來的風險集聚。

  陶士貴認為,應將此次央行的摸底調查,與今年7月17日銀保監會頒發的《商業銀行互聯網管理暫行辦法》放在一起看。“兩大金融管理機構近期出臺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對于消費金融行業而言,我認為不是壞事,恰恰是好事。表明了監管層對互聯網消費金融業務態度的積極轉變,強化和完善監管規則,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線上業務。”同時,在消費金融行業未來發展中,互聯網銀行、消費金融公司將更加自律,加快自身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

  最關鍵的還是要控制住風險,郭田勇對《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稱,消費者特別是年輕消費者有時候不是很理性,對消費者而言應該量入為出,如果一些線上消費門檻很低,就容易使得消費者偏離自己的收入能力,這樣風險就會比較高。

  在網絡支付、消費、零錢理財等領域,很多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沒有能力給用戶提供最好的體驗,也沒動力進行科技轉型,越來越多的中小銀行暫緩了科技投入,把重心放在助貸業務上,慢慢地向資金管道退化。因此,在規范引導聯合的同時,銀行還要避免淪為消費貸的資金管道。

  一方面,《辦法》明確規定了商業銀行在開展聯合業務中的具體要求,包括建立合作機構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實行白名單管理,對合作機構進行準入前評估,按照收益和風險相匹配的原則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合作協議,自主確定目標客戶群、授信額度和定價標準,不得將發放、本息回收、止付等關鍵環節操作全權委托合作機構執行,獨立對所出資的進行風險評估和授信審批,并對貸后管理承擔主體責任,將與合作機構共同出資發放總額按照零售總額或者總額相應比例納入限額管理,并加強共同出資發放合作機構的集中度風險管理等。

  另一方面,要引導傳統銀行業金融機構進一步提升大數據運用中的風險控制技術,補充反欺詐等交叉驗證風控措施,并根據互聯網產品的風險表現情況定期調整迭代審批策略,形成較為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

  此外,還要建立全面的借款人風險評價體系,擴充經反復驗證為安全有效的第三方機構數據,全面了解借款人的征信活動,精準畫像,構架科學完善的借款人信用評級體系。

  “互聯網涉及用戶和資金兩端,鑒于流量和資金的不均衡,在較長時期內聯合可能是互聯網的主流模式。”陶士貴稱,在2018年11月版本的聯合監管規則征求意見稿中,除明確強調銀行“不得將風控等核心環節外包”外,還就地方性銀行的跨區域業務設定比例要求,即向外省客戶發放的互聯網余額不得超過互聯網總余額的20%,對聯合業務的占比也做了上限規定,即作為客戶推薦方的商業銀行全部聯合余額不得超過互聯網余額的50%,接受客戶推薦的商業銀行全部聯合不得超過全部互聯網余額的30%。

  但經過多輪次征求意見后,在今年7月的正式發文中,上述定量的比例限制統統取消了,而且將權限下放給銀行,要求“銀行對與合作機構共同出資發放總額納入限額管理,并對單筆出資比例實行區間管理”。陶士貴認為,監管部門可以根據政策模擬和壓力測試,在監管早期給定一個指標,予以指導,待規范后再根據市場情況動態進行政策調整,效果可能更好。“同時,建議在充分論證的條件下出臺相應的實施細則,將與銀行合作的第三方予以一定的規約,包括合規管理、反洗錢管理等。”

  在郭田勇看來,科技公司的一些能力是銀行所不具備的,但銀行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在合作中不能被綁架,要實時對風險點進行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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